
2025年10月28日,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的决定,新修改的法律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这是2016年制定的网络安全法首次修改,重点强化网络安全法律责任、加强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协调,并回应人工智能治理与促进发展的需要。
一、首次在基础性法律中设立人工智能安全与发展专条
修改后的法律规定,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,推进训练数据资源、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,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,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,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。同时明确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,将网络强国战略、安全与发展统筹等重大部署法律化。
对企业而言,这一专条既是鼓励也是提醒:AI 应用的合规审查不再只是"输出内容是否得当",还要向前延伸到训练数据来源是否合法、个人信息处理是否有合法基础、算力与数据跨境安排是否符合要求。
二、与既有法律体系的衔接更紧密
本次修改进一步与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民法典》《行政处罚法》衔接,在个人信息处理、数据出境、平台责任等方面细化规则,并优化法律责任体系、加大对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。结合2025年6月修订、2026年1月1日施行的新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已将"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"列为侵犯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的行为予以处罚,可以看到从行政治安处罚、行政处罚到刑事责任的多层次责任网络已经形成。
刑事层面需要特别关注的,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,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、非法侵入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。企业内部常见的高风险动作包括:未经授权导出客户数据、把含个人信息的数据包交给外部服务商、为"引流"购买来路不明的手机号名单、在业务中使用未做合规评估的爬虫或自动化工具。
三、一份可执行的合规清单
1. 摸清数据家底。 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台账,明确哪些属于个人信息、敏感个人信息、重要数据,分别由谁收集、存在哪里、谁有权调用、保留多久。
2. 补齐合法基础与告知同意。 隐私政策、授权文本与实际业务流程要一致;涉及对外提供、委托处理、共同处理的,应有书面协议与最小必要范围约定。
3. 管住第三方与 AI 供应商。 服务合同中约定数据用途限制、安全义务、审计权、泄露通知时限与违约责任;对模型训练数据来源、是否使用客户数据做二次训练,要求供应商作出明确说明。
4. 建立事件响应机制。 明确内部报告链路、证据保全、通知与报送义务、对外口径,避免事件发生后因处置不当扩大责任。
川拓观察
数据类纠纷的难点常在于"看不见":数据流向、访问日志、授权记录往往分散在不同系统。等到争议发生再追溯,成本高且证据易失。合规建设的价值,很大程度就是把这些过程变成可被还原、可被举证的日常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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